李若虹谈哈佛汉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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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若虹（章静绘）

二十世纪前期，中亚研讨之于汉学开展有着关键效果。随后，在汉学从欧洲向北美搬运并逐步转型为我国学的进程中，哈佛燕京学社对哈佛大学乃至美国的汉学和我国学的开展起到了无足轻重的影响。李若虹女士在哈佛燕京学社任职多年，现为学社副社长。在《从中亚古道到新大陆：哈佛汉学史话》这部文会集，她以诸多与哈佛燕京学社有着深沉学术根由的中亚学者和汉学家为中心头绪，将哈佛汉学的开展进程娓娓道来。在承受《上海评论》专访时，她回忆了自己的学术进程，也从不同视点介绍了哈佛燕京学社的影响和中亚研讨对汉学的重要性。

《从中亚古道到新大陆：哈佛汉学史话》，李若虹著，艺文志eons·上海文艺出书社2024年7月出书，358页，68.00元

先从您的学术阅历开端谈起。能够请您共享一下自己的肄业、研讨和作业的进程吗？

李若虹：我本科在复旦读哲学，结业后直接进了硕士班，跟黄颂杰教师主攻现代西方哲学。不过，我逐渐觉得凭我自己的思想，持续走哲学之路很难，就想去试试一些研讨详细问题的学科。邃古公司建立的邃古-国泰奖学金从1988年到1992年每年赞助北大、复旦各一名学生，去牛津大学的圣安东尼学院（St Antony's College）读人文社科的硕士学位，1990年在黄教师的引荐下，我有幸得到了这一机会去牛津进修，就读于人类学系。我的导师尼古拉斯·艾伦（Nicholas J. Allen）博士专攻南亚，在牛津读博时曾在尼泊尔和印度做过郊野查询。在他的引导下，我读了一些跟西藏相关的人类学作品，所以对藏学产生了浓厚爱好。

在牛津完结硕士学位的那个夏天，尽管期望能到美国持续进修，但对将来的方案手足无措。那时，在哈佛完结了两年客座后刚回牛津的藏学家迈克尔·阿里斯（Michael Aris）先生给了我很大协助。他本是圣安东尼学院的资深研讨员，我的导师与他熟悉，介绍我知道了他。榜首次在阿里斯先生家的客厅坐下，他就把一本大开本的书递到我手中，那是由他修改、纽约我国研讨所出书的约瑟夫·洛克（Joseph F. Rock）的摄影集。这是榜首次我风闻洛克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植物学家和纳西学家。《从中亚古道到新大陆：哈佛汉学史话》里写洛克的两篇，缘起就在这儿。

经阿里斯先生引荐，我进了哈佛大学的中亚和阿尔泰研讨系（Committee on Inner Asian and Altaic Studies）。我把自己对藏学和我国边远当地区域的研讨爱好从英国带到了美国，到了哈佛今后，我上了一系列有关我国和中亚史的课程。这一专业本来从归于远东系，后来傅礼初（Joseph Fletcher）教授建立了研讨中亚和阿尔泰区域的博士项目，研讨辽金元和满清我国史是其间适当重要的内容。1984年傅礼初教授英年早逝，但我到系里肄业时，仍不断听教师和学友提起他，扼腕叹息这一学界巨大损失。记住我参与的榜首次研讨生评论课是蒂娜（Elizabeth Endicott-West）教师上的，她给咱们讲我国及其边远当地和蒙古帝国、清帝国数百年扑朔迷离的前史。傅礼初与她是同门，蒙古学大师柯立夫（Francis W. Cleaves）的得意门生。从蒂娜那里，我了解不少关于柯立夫的风趣的学术轶事。从我在牛津与阿里斯教授碰头，到我进入哈佛攻读博士，然后在哈佛燕京学社上任这些年所了解的一批与中亚研讨相关的重要学者，构成了《从中亚古道到新大陆：哈佛汉学史话》里的核心分子。

您自己是怎样到哈佛燕京学社作业的？

李若虹：彻底是机缘巧合。哈佛燕京图书馆是我在哈佛签到后榜首个拜访的当地。我读博期间简直每天都要去哈佛图书馆和哈佛燕京学社地点的神学街上的教学楼，每次走过哈佛燕京学社，总觉得有一股神秘感。杜维明教师从1996年开端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而我读博最终一年（2001）可巧和几位同学一同做他为本科生开的儒学通识课的助教，其时他正需求一位研讨助理，而我刚完结博士论文，想着正好能够一面帮他在学社干事，一面请求教职。2001年5月，我进入哈佛燕京学社作业，原以为暂时的组织成了往后二十多年的工作，再也没有脱离。我最感爱好的是哈佛燕京学社早年的创立和开展史，正因那一段前史与中亚研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络，并且不时提示我，前期汉学的开展与中亚材料的大发现密不可分。这么一来，学社的前史、研讨中亚的大学者和自己的研讨爱好巧而又巧地聚在了一同。所以，也才会有后来这本《从中亚古道到新大陆：哈佛汉学史话》。

作者结业典礼上和孔飞力（右）、杜维明教授合影

能否请您简略介绍一下哈佛燕京学社？

李若虹：国内的人文社科学界有许多优异的学者曾受哈佛燕京学社赞助，来学社做过拜访学者，因而许多人都风闻过哈佛燕京学社，但或许都不太了解。要知道，美国汉学的来源和开展都离不开哈佛燕京学社这一研讨组织。

不过，将哈佛燕京学社称为“研讨组织”，并不太精确。学社有两大一同之处：榜首，哈佛燕京学社是一个独立于哈佛大学的私立慈悲基金会。尽管学社坐落在哈梵学校，社长通常是哈佛的资深教授，一切的作业人员也都是哈佛的雇员，但是学社在法令和财政两方面均独立于哈佛大学，学社的项目决议方案和经费运作等都不必经过大学的行政组织来进行。历任社长并不需求就学社的办理和运作向文理学院院长或校长陈述，而是向哈佛燕京学社的董事会陈述。第二，学社的经费全都来自美国铝业大王查尔斯·马丁·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的捐献。一度曾有说法以为哈佛燕京学社的经费来自庚子赔款，这纯属误传。在铝比白银贵重的时代，霍尔先生发明晰一种廉价的制铝工艺而成为美国巨富，还兴办了至今仍在匹兹堡运营的美国铝业公司。霍尔来自一个布道士家庭，终身未娶。他在遗言里注明，将三分之一的财物捐献出去，用以开展我国及亚洲其他区域的人文研讨和高等教育。至于他为何做出这一泽被后世的决议，迄今都没有一种彻底令人信服的说法。咱们仅仅知道霍尔的爸爸妈妈曾在拉丁美洲布道，但他有一个和他十分接近的姐姐从前来过我国，这或许让他对我国乃至东亚有了一种特别的爱情。另一个仅仅风闻罢了：霍尔在俄亥俄州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上学时，由于性情内向，没什么朋友，只有有一位我国同学对他特别友爱，他一向对这位同学心存感谢，从而也对我国抱有好感。

从哈佛燕京学社兴办的1928年一向到1952年我国大陆进行院系变革，学社在我国的经费首要用来赞助六所首要的教会大学的教研、图书收藏书、博物馆的创立以及学生和学者的练习。学社不只给来哈佛攻读博士学位的我国学生供给奖学金，也会支撑美国的年青学者去我国进修。上世纪三四十时代在北京的一批美国汉学学者，简直都遭到哈佛燕京学社的赞助。六所教会大学与学社的协作也十分亲近，其间最重要的要数燕京大学，和哈佛燕京学社的联系源源不绝。此外还有一个很好的比方便是对华西协和大学的赞助，华西协和博物馆的建立和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掘都离不开哈佛燕京学社的赞助。1952年后，我国内地的高教体系发生了巨大改变，哈佛燕京学社一时堕入困境。为了从头找到一条赞助东亚人文范畴开展的途径学社董事会经过长期的商量和评论，在第二任社长赖世和（Edwin O. Reischauer）教授的建议下，学社建立了哈佛燕京学社拜访学者项目。从1954年开端，这个项目面向我国的港台区域、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学者，受邀来访的学者成为日后东亚汉学界的带头人。1979年变革敞开今后，其时的社长、日本史专家克瑞格（Albert M. Craig）拜访我国，他造访了北京大学、我国社科院和复旦大学等重点高校和学术组织，以为我国内地参与哈佛燕京学社拜访学者项目的机遇现已老练。从1980年至今，每年都有内地的学者受这个项目赞助来哈佛访学、进修。

从欧洲汉学研讨的式微和转型，到美国我国学研讨的创立和鼓起，对哈佛燕京学社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李若虹：你说到的欧洲汉学的式微与美国我国学研讨的鼓起，首要是二战今后开端的一种大趋势。上世纪三四十时代，哈佛的远东研讨刚刚起步，在哈佛燕京学社榜首任社长叶理绥（Serge Elisseeff）教授的建议下，哈佛建立了远东言语系，而他自己身兼双职，既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的社长，又担任远东系的系主任。他开端一些年带的学生，先被送到巴黎留学，比方说赖世和、柯立夫，在伯希和门下肄业，然后再去日本和我国进修，最终回到哈佛来完结博士学位并任教，显着沿循的是欧洲汉学传统。从相关的档案和学者作品中能够看出，从哈佛燕京学社兴办到上世纪五十时代，这条途径是很显着的。

二战期间和之后几年，像赵元任和杨联陞这样的学者都在教美国士兵学中文，而赖世和是担任教日文。其时的美国社会一会儿意识到对东亚的了解真实太少，急需进一步从政治、经济、文明等各个视点去了解亚洲。此刻，费正清的研讨方向的优势就得以凸显了。他研讨我国交际史，最早是从海关材料切入的，经过西方的海关官员与我国人的触摸来研讨我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他特别注重学以致用，着重学者一定要走出书斋，服务于社会。而柯立夫、杨联陞这些学者，既受过巴黎传统汉学的练习，又信仰陈寅恪所说的“凡解说一字便是作一部文明史”的我国学术传统，更垂青阅览古籍的才干，特别着重考据功底。他们看待哈佛东亚研讨的着重点，就与费正清很不相同。柯立夫最早想要作为博士论文标题的，是宋人洪皓所撰《松漠纪闻》的译注。柯立夫、杨联陞为研讨生开的课程，注重文本的阅览，要肄业术有必要厚实地学好中文、日文和其他语种，如满文、蒙文，乃至还有女真文。而费正清则更为垂青来自社会、政府的需求，他以为向本科生介绍我国、介绍东亚，远比坐在书斋里研读古籍来得重要。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收藏《松漠纪闻》

但是，刚刚起步的东亚研讨特别需求费正清这样担任社会责任的学者。费正清推进了美国社会对东亚的了解，激起了群众对我国的爱好，把我国通史大规模地带入了哈佛讲堂，向本科生介绍东亚对他们未来日子和美国交际、国际联系的重要性。从中咱们能够看到，注重典籍研讨的书斋型学者和注重社会需求的实用型学者之间的抵触。

对哈佛燕京学社来说，洪业先生是一位重要人物。您能够谈谈他吗？

李若虹：在《从中亚古道到新大陆：哈佛汉学史话》中，我屡次提及洪业先生，但惋惜没有一篇写他的。我对他的了解首要是经过研读其他学者的材料时旁边面取得。陈毓贤女士多年前写的《洪业传》使国内外学界对洪业有了注重和较为全面的了解。对洪先生这么重要的一位学者而言，他跌宕的人生阅历、丰厚的学术往来、精深的文史造就，及其对中外汉学学术史的奉献和位置，仍有许多方面值得持续深入研讨。洪先生过世今后，他在美日子的档案一向留存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差不多十箱左右。前不久我又读了一遍他的列传，一同大致翻阅了他的档案。书中附上的他和柯立夫先生一幅宝贵的合影，便是翻阅档案时的意外收成。我觉得，洪业、杨联陞和余英时先生各有专攻，可被看作二十世纪在美国的我国汉学家一脉相承的师徒。在我看来，杨联陞这一辈学者才真实进入了美国的汉学界。严师出高徒，他的门下带出了余英时和杜维明，他们师徒肄业、任教和学术生计的开展都和哈佛燕京学社休戚相关。

胡适和洪业的学友之情，也值得一提。胡适为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写过一篇序文，对洪业十分重要的一段学术生计做了公平而又及时的弥补，提示读者不能忘掉洪先生对燕京大学的一同奉献。他对洪业的尊敬，在文中一望而知。而他直陈哈佛燕京学社的价值，实为可贵。

柯立夫跟我国学者有着许多触摸，这对他学识的构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李若虹：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要回答这个问题，需求了解柯立夫在北京的那段阅历。他1939年秋天去的北京，1941年回到美国，二战迸发后他服兵役，参与美国海军，去了天津和北京。他在北京的那些年里有一段很重要的阅历很少有人提及，那便是接管了钢和泰（Baron 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死后留下的汉印研讨所（Sino-Indian Institute）。在学社兴办初年，伯希和、钢和泰和洪业等作为有影响力的中外汉学家，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赞助下在哈佛开课、举行讲座，启动了汉学研讨。其时的钢和泰是由胡适大力引荐到哈佛燕京学社任教的。1937年钢和泰逝世之后，他兴办的汉印研讨所的业务无人掌管。柯立夫从巴黎刚去北京不久，经哈佛燕京学社赞同，汉印研讨所由柯立夫来担任。从收拾汉印研讨所留存的许多材料，到把钢和泰为哈佛燕京学社购买的典籍运回哈佛等一系列业务，都由柯立夫筹办。所以，柯立夫在北京的这段阅历与钢和泰兴办的汉印研讨所是严密相关的。这是从研讨组织的视点来看柯立夫在北京的学术生计。

从个人往来的视点而言，柯立夫在北京有两个学术圈。一个是在北京的欧美汉学家圈，一批人定时集会和研读典籍，其间不少学者研讨满文、蒙文和我国边远当地民族史，也有研讨梵学和诗学的；另一个是我国学者圈，首要是杨联陞、洪业和帮他收拾汉印研讨所材料的学者。也正因这一段往来，后来到了哈佛今后，柯立夫跟洪业、杨联陞的学友之情远远超出了其他搭档。柯立夫之所以与赖世和、费正清归于不同的圈子，跟他在巴黎和北京的阅历是分不开的。

柯立夫与洪业

您书里很有意思的一个部分，是杨联陞和柯立夫这两位学者一同对立费正清的故事。为什么会这样？

李若虹：在我看来，他们的抵触并非个人层面的，而是两个学派之间的。费正清当年读博时，哈佛燕京学社为不少美国研讨生供给奖学金，支撑他们去我国做研讨，而费正清却再三请求失利。由于叶理绥以为费正清的中文水平不足以支撑他走传统的汉学研讨那条路，他也没有阅览我国古籍的才干。费正清是做海关史研讨的，首要使用外文材料，相形之下，柯立夫说话一口京腔，又能娴熟阅览我国古籍。

上世纪五六十时代，费正清在哈佛前史系任教，我国史仅仅一个边缘化的范畴，并不受注重。费正清看到在哈佛燕京学社赞助下远东系的开展势头很好，很想联手推进我国史的教研及其影响。他有领导才干，又长于交际，每周在哈佛邻近的寓所举行茶会，约请各方学友集会，而杨联陞、柯立夫很不相同，他们一门心思只想做学识，屡次推托系主任职务。能够说，他们两位与费正清从治学风格、研讨方向到性情喜爱都不相同。费正清当年很想撮合他们，一同开展我国史研讨，而他们反倒觉得费正清有意来使用自己，把他的学术观点、教学办法强加到远东系。在我看来，这类抵触很大程度上是汉学转型为我国学这个进程所形成的。

我还想说的是，费正清为什么会如此尽力呢？费正清在前史系遭到孤立，又觉得自己并不归于东亚系，为了取得更多的经费和人员支撑，他有必要争夺其他学者来与他联合。他成功地与哈佛燕京学社的第二任社长赖世和构成了联盟。二十世纪五十时代，费正清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赞助，兴办了东亚研讨所，也便是现在的费正清研讨中心的前身。

孔飞力在《叫魂》中留给读者的形象，是一位超卓的故事叙述者。您在书里展现了他作为学者厚实治学的一面。能否请您谈谈孔飞力的研讨和写作风格？

李若虹：我能够举几个详细的比方。一个比方是关于文风。《叫魂》出书后对学界的影响很大，孔飞力教师的写作风格在学界特别风行，所以咱们这些进了他的研讨生班的学生，有不少在写论文前先要读一遍《叫魂》，揣摩他的文风。我从前问他《叫魂》这么好读的诀窍。他答道：你知道吗，其实容易读的美观的书写起来可真不容易，得经过重复锻炼才干出来。

孔教师还共享过，其实他参与学术会议，真实取得创意，并不彻底靠正儿八经地坐下来读论文评论时，往往在会后的随意沟通中，比方聚餐、聊地利忽然冒出一个想法，只得顺手写在餐巾纸上！《叫魂》其实本来不是他方案的研讨主题，但他在一史馆读档案的进程中，偶尔发现了一整套关于叫魂事情的记载，他立刻从头调整了本来的研讨方案。所以他着重，书斋外和其他学者的互动、沟通特别重要。

不少学者曾疑惑孔飞力教师为何转向海外华人研讨，由于《他者中的华人》跟他从前两部作品《中华帝国晚期的暴乱及其敌人》和《叫魂》在思路订定合同题上都有点不相同。我上过他的“海外华人”的研讨生评论班，记住课上他着重的一个中心论题是，海外华人是了解我国本乡一个很好的窗口，由于他们是迷失在两种文明或多种文明中心的一个集体，而经过海外华人社会，能够更进一步地了解我国本乡某一前史时期的方方面面。从这一点来看，《他者中的华人》与他曾经的作品并没开裂，而是一脉相承，只不过他采用了经过脱离本乡社会的华人集体来知道我国本乡的办法。别的，他晚年有意深入研讨我国宪法史，这从他的论著《现代我国国家的来源》中可见一斑。

说到这儿，想到本年12月份哈佛燕京学社和新加坡国立大学行将协作举行以“东南亚华人社团”为题的高档研修班，真期望孔教师还健在，能为咱们讲学。

胡适跟哈佛燕京学社的联系，能请您谈谈吗？

李若虹：哈佛燕京学社早年的兴办进程一同，胡适是其间一个重要的人物。学社兴办是在1928年头，而胡适从1926年冬到1927年年头先是在巴黎见了伯希和，查阅敦煌文书，还在英国参与了有关庚子赔款方案的会议。之后，哈佛燕京学社董事会经过我国驻英国公使馆找到胡适，约请他来康桥评论学社的兴办事宜。1927年2月学社的董事会成员和胡适会晤，并请他下一学年来哈佛任教。就学社的兴办，胡适提了两方面的定见：一则学社不介入宗教；再者坚持独立运作——作为一家独立的慈悲基金会，不应隶属任何一个政府或许学术组织。

胡适自己后来忙于编撰我国哲学史，谢绝了来访任教。看胡适日记和学社档案能够知道，叶理绥往后一向想请胡适来哈佛讲学。1936年，哈佛兴办三百周年，胡适获哈佛荣誉博士学位，做了讲演，还代表哈佛的我国校友会，为母校捐献了一块石碑。直到1944年胡适才得空在远东系客座任教一年。能够说，胡适一开端便是学社注重的我国学者，仅仅没有直接介入学社业务。此外，他与哈佛燕京学社相关的一批学者有着亲近的个人往来，比方赵元任、洪业和杨联陞等等都是他的老友，哈佛燕京图书馆裘开通馆长也一向和他保持联络。令人猎奇的是，现有的胡适日记简直不提哈佛燕京学社。

您书里谈到了不少美国和我国的学者，但我注意到，其实也呈现了日本、韩国学者的身影。日韩学者在哈佛燕京学社里发挥了怎样的效果？自从1979年哈佛燕京学社承受我国内地的学者访学以来，又呈现了怎样的改变？

李若虹：前面也说到了，1954年今后，咱们首要面向日韩等国家和区域敞开。从学社历年拜访学者的合影能够看到，开端的二三十年，日韩学者清一色都是西装革履的男人。我国内地远离哈佛燕京学社这个学术渠道今后，给日韩学者发明了很大的学术活动空间，所以从上世纪五十时代到六七十时代，来哈佛燕京学社访学的日韩学者的名单，构成了日韩我国学研讨的名人录，像研讨道教的日本闻名学者小林正美，就与柯立夫和杨联陞有着亲近往来。上世纪八十时代初前来访学的我国内地的学者不少来自英文系，相较于其他专业有着显着的言语优势，而这批学者也往往会恶作剧自嘲，说为了学本事，不得不去“洋插队”。而今日就不相同了，来哈佛访学的我国内地学者从美国学者身上得到的收益，和美国学者从他们身上得到的收益平等重要，曩昔单向的肄业变成了现在双向的互动、沟通和协作。学者之间的协作也越来越多，当然还远远不够，比方我国学者的许多重要作品还没有及时介绍到美国。言语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仍是需求更多的学术沟通，把我国内地最优异的学者和学术效果介绍到欧美，特别重要。

您后续还有什么研讨或许写作方案吗？

李若虹：前面说到的要写有关胡适早年和哈佛燕京学社往来的一段前史，现在仍是半成品。我还需仔细研读一些档案材料，抽时间写出来。本年年内将完结约瑟夫·洛克的列传《苦行孤虑》的修订版，预备出第二版。此外，我觉得汉学史学界真实需求一本杨联陞先生的列传。除了他的整套日记以外，其他许多个人材料需求用心寻觅、研读和保存，我十分期望有学者能挑起这一重担。

汹涌新闻记者郑诗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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